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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代姓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

发表时间:2011-8-12 1:12:10

刘汉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第一高峰,是汉民族、汉文化正式形成、并成熟发展的稳固基石,也是中华姓氏承上启下、发展定型的历史时期。
中华姓氏源于上古、延续至当代。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,中华姓氏发展演变、延续传承,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,体例完备,超越历史时空,跨越地域界限,包容社会各个层面的文化体系。并以其人人皆有的普及性、世代传承的连续性、兼容并包的统一性,博大精深的系统性,纵贯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五千年的华夏文明,就是不同姓氏的宗族群体,在各个历史时期繁衍生息、播迁交融、兴衰更替的总汇。因而中华姓氏成为传承文明,解读历史,剖析社会的独特视角和微观窗口。由中华刘氏创建的大汉王朝,正是中华姓氏发展史上承上启下、凝炼升华、成熟定型、并沿用至今的关键时期。
刘汉王朝对中华姓氏形成和发展的影响,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
一、实现了由“姓氏双轨”到“姓氏合一”的历史性转变,形成当今中华姓氏的基本模式。
“姓氏双轨”是指先秦时期姓、氏并存,内涵各异,功用不同,界定明确,不得混用的古代姓氏体系;“姓氏合一”则是自西汉以来,姓氏合一,姓氏不分,功用相通,姓氏混用的新型姓氏体系。这是中华姓氏一个重要的发展演变过程,是古、今姓氏的重大区别,是中华姓氏体系成熟、定型,并稳定发展的重要标志。
先秦时期,“姓”、“氏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,“妇人称姓,男子称氏”,“因生赐姓,胙土命氏”,“姓别婚姻,氏明贵贱”。姓是氏的源头,氏是姓的分支。姓是血缘传承的谱系,氏是社会地位的标志。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西周时的封建宗法制度,由姬姓周天子封邦建国、“胙土命氏”的大小诸侯达数十个之多,而这些大小诸侯以国、以邑为氏,形成了姬姓分支的新的氏族。
及至春秋战国之际,诸侯兼并,长期战乱,“礼乐崩毁,社会失序”,“姓氏双轨”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日益崩溃。首先是周天子权威下降,不再具备“胙土命氏”的实力,诸侯僭越称位,自立王侯者时有所闻,亡国失氏者屡见不鲜。特别是秦末大起义中,一些社会地位低下的庶民百姓,市井小民,乘势而起,使植根于封建宗法的“命氏”制度受到毁灭性打击。如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,就发出了“帝王将相宁有种乎”的呼声。一批平民百姓,甚至刑奴屠夫涌入了农民起义军的行列,成为推翻暴秦统治、建立西汉王朝的主力和元勋。如汉高祖刘邦原为泗水亭亭长,汉丞相萧何为沛县小吏,梁王彭越原为渔户,舞阳侯樊哙乃杀狗屠夫,统军大将淮阴侯韩信则是流浪街头、乞食于漂母的市井小民,淮南王英布原为被黥刑、刺面的刑奴。这些推翻暴秦、创建汉朝的新贵,均出身寒微,没有显贵的家世,自然而然摈弃了原先那种标志社会身份地位、以“氏明贵贱”的姓氏制度,对原有的贵族世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扫除。据史书记载,西汉初年,为消灭各地豪强势力,抑制六国旧族试图复国的苗头,先后将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六国后裔和豪门大族十多万人,强行迁徙到关中诸陵。如齐国公族田氏,因族大人多、迁徙时即按照其居住的宅第,分为八门、八氏,田登为第一氏,田祭为第二氏,田癸为第三氏,田英为第八氏。堂堂一国王族,国破家亡后,不仅沦为庶人、罪民,其姓氏也遭到践踏,由国姓公族改为毫无意义的序号作为姓氏。
汉代对姓氏制度有重大影响的另一措施,就是实行“编户齐民”,对每家每户进行人口登记,标明居处、姓氏,便于征纳赋税,进行管理。这样,就使全国百姓,家家户户都有了自己的姓氏,是中华姓氏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大措施。
鉴于汉代姓氏制度的重大变革,太史公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,首次使用了“姓氏合一”的记述方法。在《史记·本纪》中,于秦始皇曰:“姓赵氏”,于汉高祖曰:“姓刘氏”。所以清代大学者顾炎武在其《日知录》中说:“姓氏之称,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。”明确点出了“姓氏合一”始于西汉这一重要的历史史实。清代另一学者钱大昕在《十驾斋养新录·姓氏篇》中也说:“战国纷争,氏族之学久废不讲。秦灭六雄,废封建,虽公族亦无议贵之律,匹夫编户,知有氏而不知有姓久矣。汉高祖起于布衣,……亦不言何姓,以氏为姓”。因而自汉代以后,姓氏合一,“遂为一代之制。”
“姓氏合一”,是中华姓氏史上一个重要转折,是姓氏史上的一大飞跃。其意义在于:
一是姓与氏二者可以通称共用,姓即氏,氏即姓,姓氏已失去文化内涵和功用上的区别,使先秦时数量庞大、来源多端的“氏”融入了姓的范畴,极大地丰富了中华姓氏。二是每一个宗族、家庭都有了自己固定的姓氏,子子孙孙世代相承,不必像先秦那样变来变去,使中华姓氏具备了世代传承的持续性和人人皆有的普及性。三是取消了姓氏专属贵族阶层的特权,上至帝王将相、下至平民百姓,人人都有姓氏,不再像先秦那样,贵族有姓有氏,平民有名无氏。使姓氏成为社会个体与生俱来的第一标志,日常生活和社会场合通用的信息符号。极大地拓展了姓氏的使用功能和实用范围。四是“姓氏合一”有利中华姓氏的延续传承,正常发展,故而留传至今,永葆青春。中华姓氏至此形成了完整文化体系。刘汉王朝为我们留下的这份珍贵遗产,既是汉文化的珍品,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。
二、拓展了中华姓氏的领域,丰富了姓氏文化内涵。
纵观中华姓氏起源、发展、演变、形成的历史轨迹,可以看出中华姓氏具有姓源广博,包罗万象,持续传承,纵贯古今,多元一体,兼容并包,分类科学,自成体系等鲜明特色,是一个系统完整的人文科学体系。而刘汉王朝正是这一学科体系的奠基时期。
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,人口众多,幅员辽阔,自古至今,究竟有多少姓氏,尚无确切统计。据明代学者顾炎武统计,上古三皇五帝时只有22个姓氏,加上五帝以外的其它姓氏大约50个左右,汉代史游所著《姓氏急就篇》仅列130个姓氏。经汉魏六朝八百多年的繁衍生息,到唐代林宝撰修《元和姓纂》时,收录姓氏达到1232个,宋代郑樵《通志·氏族略》著录姓氏为2255个。今人杜若甫、袁义达编著的《中华姓氏大辞典》收录的古今姓氏达到11996个,是我们常用汉字的三倍之多。由此可见中华姓氏是一个不断丰富、发展的文化体系。
在上述众多的古今姓氏中,那些来源于两汉时期,已无法统计,但刘汉王朝确实在拓展中华姓源的谱系中,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1、开创了因功赐姓,赏赐国姓的历史先河。
先秦时期,“因生赐姓、胙土命氏”是姓氏产生的主要渠道,受封的国君、卿大夫往往以所赐封国、食邑立族命氏,形成新的姓氏。但因功赐姓,并赐以皇室国姓,则始于汉代。据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史书所载,汉高祖刘邦即位之后,因项伯在鸿门宴上护驾有功,遂赐以国姓,为刘氏;娄敬也因进献夺取关中、先定三秦之策,被汉高祖赐以国姓刘氏。此风一开,后代历朝帝王纷纷仿效。如李唐王朝先后就赐予十六位有功大臣、十个归附的少数民族、部族为国姓李氏。朱明王朝为褒奖郑成功的丰功伟绩,赐以大明国姓(朱姓),因而郑成功有“国姓爷”之称。赏赐国姓,固然是酬劳功臣,笼络附属的政治策略,但相沿成习,成为中华姓氏的一个文化内涵。
2、推行了严格的避讳制度,开创了避讳改姓的风气。
避讳改姓发端于春秋、战国时期,但形成制度则在两汉时期,如“邦”氏本是孔子弟子邦选的后代,但在西汉初期,因汉高祖名刘邦,“邦氏”被迫改为“国氏”。又因汉惠帝名刘盈,盈氏、赢氏被改作“满氏”。
东汉初年有高士庄子陵与汉光武帝刘秀为布衣之交,及至刘秀称帝,传位于汉明帝时,因明帝名庄,庄氏遂避讳改为严氏(庄、严为近义词)。此外,如汉文帝名启,启氏即改为开氏,汉武帝名彻,彻氏改为通氏,汉宣帝名询,荀氏改为孙氏,……
避讳改姓,显示了皇家的尊严,此后历代王朝也纷纷仿效,如敬氏改为恭氏或苟氏、文氏,贺氏改为庆氏……等等,不仅为中华姓氏增加了新的姓源谱系,也为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华姓氏增添了一份情趣。
3、创立了“胡姓汉化”的楷模,奠定了中华姓氏“多元一体化”的格局。
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家庭,中华姓氏是一种“多元一体化”的文化体系。“胡姓汉化”,民族交融,是中华姓氏的一大特色,也是姓氏发展、壮大的历史潮流。两汉王朝正是汉族、汉姓形成的历史时期,是“胡、汉”称谓的渊源所自,也是“胡姓汉化”的发端,因而“胡姓汉化”成为历代民族交融、姓氏一体化的总称。显示了大汉王朝的赫赫威仪,也体现了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仰慕之情。
两汉时期,为了平息外患,休养国力,奉行了和亲政策,多次下嫁王室公主予匈奴单于,因而不少匈奴后裔依照“从母为姓”的习俗,改姓刘氏。如刘氏二十五望中的东郡刘氏、雕阴刘氏、河南刘氏,多系匈奴后裔。“五胡乱华”时的刘渊、刘聪,也是匈奴后裔。在汉初四大姓氏“金、张、许、史”中的金氏始祖金日磾,也是匈奴屠休王的后代,入使汉室,留居京城后,因谨慎从事,忠于职守,深得汉武帝喜爱,便依据匈奴人有祭祀金人的习俗,赐姓金氏。其子孙后代繁荣昌盛,连续七世,位居高官,成为西汉初期四大姓氏之首,以致西晋文学家左思在其著名的《咏史》诗中,发出了“金张籍旧习,七叶珥汉貂”的感叹。
由刘汉王朝开创的“胡姓汉化”的先例,不仅是中华姓氏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,也是民族交融的典范,对两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历朝历代产生了重大影响。如北魏孝文帝实行改革时,首先从胡姓汉化入手,从鲜卑皇室拓跋氏开始,实行汉化,改姓元氏,其次王公贵族、文武百官,共计144个鲜卑姓氏全部改为汉姓。其后李唐王朝、朱明王朝乃至于清末民初都有不少“胡姓汉化”的例证。在当今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五十六个少数民族中,就有四十多个民族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汉族姓氏。“胡姓汉化”已成为传统文化中“多元一体化”的鲜明特色,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生命力最旺、感召力最大、普及面最广、凝聚力最强的人文情结,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、向心力的桥梁纽带,是各族人民认同中华文明的基石。
三、创立了姓氏研究的多个学科,奠定了中华姓氏学的学科体系。
姓氏学是专门研究姓氏起源、发展、类别、演变及其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的传统学科,也是与历史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、民俗学、人口学、伦理学、谱牒学多种学科相互交叉的综合学科。由于它是关乎到血缘传承、宗法继嗣的头等大事,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,先秦时期,历朝历代,诸侯各国,都有“奠世系、掌谱系”的专职机构,世家大族、庶民百姓也十分注重“别婚姻、明继嗣”的宗法礼仪,因而姓氏文化的积淀非常丰厚。两汉时期对这一丰厚的历史遗产进行了认真总结,形成了一个学人众多,著述颇丰的文化现象,开创了姓氏学中的“族系类”、“地望类”、“考源类”、“考辨类”、“通俗类”及姓氏分类学多个门类,奠定了中华姓氏学的学科体系。
1、开创了姓氏学中“族系类”的编纂体系。
其中问世最早,影响最大的是《世本》一书。《世本》是中国第一部,也是世界第一部系统性的姓氏谱牒学著作。关于《世本》的作者和成书年代,历来有两种说法:一说为战国时期,史官所作,托名为左丘明所撰。一说成书于西汉初年。唐代刘知几在《史通·正史篇》中说:“楚汉之际有好事者,录自古帝王公卿大夫之世系,终于秦末,号曰‘世本’”。因当时《世本》原书尚存,刘知几为著名史学家,可能得见原书全貌,该书中所记姓氏“终于秦末”,其成书年代当在西汉初年。
《世本》一书记述了上起三皇五帝,一直到春秋战国,迄于秦末的历代帝王诸侯、卿大夫的姓氏、族系的起源,世系传承,分支衍派,迁居本末,生前创制,死后名号,以及其它事迹,集各家、各代分散的世系于一书,是我国古代王侯显贵家族世系、姓氏谱牒的总结性著作。太史公司马迁纂修《史记》时,就曾大量地引用了《世本》一书的文献资料。因此,《世本》一书既是我国先秦史的文献宝库,也是汉代以来从事姓氏谱牒学研究所必备的开山之作,在我国姓氏谱牒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奠基作用和示范作用,是姓氏学中“族系类”的典型代表。
2、开启了“姓标郡望”的历史先河,创立了“以地望论氏”的学术体系。
“郡望”一词是姓氏文化中的重要内涵和专用名词,是州郡名门望族的习惯称谓,它是先秦“胙土命氏”、“氏明贵贱”的传承演变,也是汉魏以来区分姓氏等级、门第高低的重要标志。我国的郡县制度发端于春秋战国之际,汉承秦制,以州郡作为行政建制。中华姓氏中的州郡地望多冠以秦汉地名,盖源于此。
先是刘汉皇室为显示其姓氏血统高贵,自称为帝尧后裔,定刘氏为“国姓”,高居诸姓之上。继而又分封宗室子弟于州郡各地,世袭王、侯爵位,据《汉书》所载,西汉时期先后所封同姓诸王63位,同姓诸侯407位。为区分庶嫡,识别亲疏,早在汉高祖七年(前200年),便“置宗正官以序九族”,对庞大的皇室宗支登录管理。这些王侯、贵胄,世袭荫封,久居封国,各冠以郡、国地望。如沛郡刘氏、彭城刘氏、梁郡刘氏、长沙刘氏、中山刘氏……形成刘氏“二十五望”。
东汉时,“以地论氏”、“姓标郡望”的风气更加盛行。如汉明帝永平年间,樊、郭、阴、马四大外戚相继专权,“南阳樊氏”、 “中山郭氏”、“新野阴氏”、“扶风马氏”被称为“永平四姓”。太尉杨震、司徒袁安等名公巨卿,也以“四世三公”的显赫门第,被称为“弘农杨氏”、“汝南袁氏”……汉献帝元康元年(220年,即魏王曹丕代汉的同年),颁布的“九品中正制”,更是以国家政令的形式,将门第阀阅、姓氏郡望作为选用官吏、婚姻嫁娶的首要条件,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门阀士族制度。世家大族的子孙后裔即使迁居它乡异地或朝代更迭,也仍以其原籍所在或发祥地的“郡望”作为标志,自诩门第,相互标榜。
隋唐以后,虽然废除了州郡建置,实行开科取士,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,但以州郡地望区分姓氏等级和门第高下的风气仍根深蒂固,以“地望论氏”的姓氏学著述也应运而生,形成一大学术体系。如晋代贾氏的《百家谱》、《魏书·官氏志》、南梁刘孝标的《世说新语》、唐代的《氏族志》、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》,乃至于宋、明两代的《百家姓》读本,多以姓氏郡望进行编排,成为中华姓氏文化中的一大特色和传承体系,也是当今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问祖,联宗续谱的重要依据。
3、出现了一批考辨姓氏源流及姓氏分类的学术专著。
东汉以后,随着门阀制度的形成,一批世家大族应运而生,操纵了当时的社会政局。为适应这一社会需求,由班固等编撰的《白虎通义》、王符撰写的《潜夫论·志氏姓》、应劭编撰的《风俗通·姓氏篇》等姓氏学专著应运而生,记述了门阀世族的血缘谱系,考辨其源流支派,收录了当时流行的数百个姓氏,并依据其得姓受氏的来源,将其分为九大类型:
氏于号、氏于爵、氏于居、氏于谥、氏于官、氏于国、氏于事、氏于序、氏于职。宋代郑樵的《通志·氏族略》即在此基础上又细划为三十二个门类。
这是我国首次对姓氏进行的科学分类,标志着中国的姓氏研究已进入了专业的学术阶段,也标志着中华姓氏文化体系在两汉时期已初步形成“族系类”、“考源类”、“地望类”、“考辨类”、“通俗类”及姓氏分类学等学科,奠定了中华姓氏学的学科体系。
4、首次运用统计学原理载录当朝姓氏,开创了“通俗类”姓氏学的先例。
为适应社会各界对姓氏文化的需求,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,又编写了姓氏《急就篇》。全书共三十二章,以“三言诗”的形式将汉代的130个姓氏予以编排:“宋延年、郑子方、卫益寿、史步昌……”,堪称中国第一部姓名“三字经”,对宋代《百家姓》有很大影响,是姓氏学中“通俗类”的开山之作。
以上所述,仅是中华姓氏在两汉时期发展、演变、成熟、定型的几个侧面,但也足以看出,两汉时期在中华姓氏发展史上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,也体现了姓氏文化从汉文化中吸取营养、成熟发展的依存关系。汉文化培育了姓氏文化,姓氏文化丰富了两汉文化,刘汉王朝既是汉民族、汉文化正式形成,并成熟发展的历史时期,也是中华姓氏文化发展、定型的重要阶段。(嵩县县委统战部)
来源:洛阳市委统战部